近日，由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组织部与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党校联合承办的“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奉贤区委党校召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上海宣传通讯》《上海党史与党建》《晨刊》等媒体的2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部分上海市闵行区、奉贤区有关部门领导、街镇负责人、基层工作者，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各自研究方向和工作实践，分享研究成果，进行探讨交流。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就当前而言，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领导者，其核心地位愈来凸显和巩固，其作用也更为重要和关键。《上海宣传通讯》杂志吕东卉认为，某种程度而言，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在基层社会领域的直接运用和体现，因此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应当关注的议题即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可园通过对江川路街道社区“团队党建”的调查指出，党组织嵌入重构在城市社区共同体建设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团队党建”实践中，党员融入社区团队、党建引领团队、团队凝聚群众，其结果不仅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提高了社区动员效果、畅通了社区表达的渠道，可以说城市社区共同体建构呈现为政党推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缪开金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虽然表现最为活跃的是社区的业主群体，但他们往往又不可避免地陷入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只有基层党组织牵头统筹，充分发挥领导力、组织力，才能真正凝聚起社会多元力量，推动基层治理能级的提升和治理目标的实现。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周敏晖认为，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力由权力、资源、能力等要素构成，三者形成双向循环的闭合系统，共同支撑党组织领导力的发挥。而在当前城市社区中，需要赋予城市社区党组织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它自身也要不断拓展资源获取渠道，提高运用柔性治理方式方法的能力和自觉。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郝宇青教授认为，做到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厘清实施基层治理精细化的主体、厘清基层治理精细化的边界。厘清实施基层治理精细化的主体是做好精细化治理的组织保障，厘清基层治理精细化的边界是做好精细化治理的制度保障。但在精细化治理的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主体不明、边界模糊的状况。特别是精细化治理的主体不明的问题尤为突出。精细化的基层治理，犹如一场“人民战争”，只有把广大公众吸纳进来，才能打好这场战争。

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信息技术在我国日新月异、飞速发展。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为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提供了无限可能。“科技支撑”、“智能化”、“信息化”不仅写入中央、地方关于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见文件，而且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能力能级和效果的显著跃升。然而，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介入基层治理的限度在哪里，依然是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王海建副教授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一方面推动了基层治理创新，提高了基层治理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潜在的或外在的负面效应，比如数据“利维坦”现象、治理手段刚性化倾向、数字形式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的隐私与利益的泄露与侵犯等。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可资鉴用的方案是引入区块链技术，充分发挥其去中心化理念、分布式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等优势，进而克服人工智能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缺点和局限。上海社科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胡键研究员认为，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但同时也催生了一种技术依赖型的官僚主义，即“等靠技术包办一切、工作人员慵懒坐镇”，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基层治理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形成反噬。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仕菊认为，当前多元共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以生态环境治理为例，各地政府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现实目标，都深刻认识到环境治理势在必行，并着力构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平台、建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化水平，但在具体治理实践之中依然面临一定困局。尤其是，民众和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往往流于形式和应付。因此，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环境治理新格局，从而在切实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和基层民众获得感、幸福感提升上实现双赢；通过降低企业治污成本和提高企业从治污行为中获得的收益，有效激励企业等市场主体采取治理行动、发挥治理作用。上海健康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月柱认为，健康治理是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构成部分，当前乡村基层健康治理存在着政策供给与执行困境、卫生工作网建设不足、卫生医疗机构监管和医疗纠纷解决能力不足、健康教育宣传匮乏等问题，而新时代背景下应当注重将健康治理纳入党领导下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健康中国战略为框架，以融万策为指引，不断完善乡村国民健康法规，建立健全乡村卫生健康供给、服务和保障体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推动健康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充分实现乡村健康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而文化则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点睛”作用，因此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决不能忽视对人和文化要素的关注。胡键研究员认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人运用制度和技术进行治理的能力与水平，其中观念深刻影响着人对于制度和技术的运用，基层治理实践中要同时注意对两者的关怀，兼顾两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还要注重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发挥文化对治理的滋养作用。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志强也认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要特别关注人和文化要素，就前者而言，治理活动在人的交往实践中展开，技术不能完全替代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就后者而言，文化之于治理的功能往往是既润物无声又温暖人心，把文化融入基层治理实践，对于提升基层治理质效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各地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涌现出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基层治理创新案例。奉贤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社会工作党委书记黄军华分享了奉贤区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包括探索“美丽乡村·美丽约定”、深耕“和美村组·和美宅基”创建、探索“区党建服务中心—街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居党群服务站—党建微家”四级党群服务体系，以及实施“堡垒工程”“班长工程”“细胞工程”建设等，认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不断增强党组织在基层的服务能力和领导能力，注重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和外在潜力。闵行区浦江镇党政办副主任张彦宏分享了浦江镇针对动拆迁居民小区以及大居社区复杂情况，采取统筹性、针对性、匹配式的“精准性”品牌建设，通过打造四大社区品牌，以项目化运营、组合化推进、示范化打造的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级的创新实践，认为坚持党建引领是保障社区治理的“压舱石”，激发社会参与是提升共治自治的“金钥匙”，发挥品牌效应是提高治理水平的“牵引绳”。奉贤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秋萍认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奉贤作为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经过不断创新探索逐渐走出了一条融合治理的新路，取得了良好的基层社会治理实效，但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任务还很重。同时，好的经验需要总结提升，新的探索需要理论指导，在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实践与理论的有机衔接、相互促进，是实践界和理论界共同面对的课题，需要双方经常进行知识交流、思维碰撞。